星空体育-戈丁受伤助球队狭路相逢逆转逼平对手，体现出队长担当精神_足球二对二进攻四种方式

伊恩·麦克尤恩

从诗到开颅术戈丁受伤助球队狭路相逢逆转逼平对手，体现出队长担当精神：

论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后9·11”式崇高[1]

作者_但汉松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但汉松老师从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视角切入戈丁受伤助球队狭路相逢逆转逼平对手，体现出队长担当精神，对麦克尤恩的“后9·11小说”《星期六》做出一种新的阐释。麦克尤恩的“后9·11”书写有着典型的欧洲风格，它既浸润着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批判精神，带有19世纪资本主义美学中“崇高”概念的印记，同时又深切地关注着全球“反恐战争”阴霾下的末日想象。《星期六》的奇特之处，在于它试图以一种寓言式写作，揭示科学和文学张力之下的“后9·11”式崇高。这种承接了“奥斯维辛”之后的后现代“崇高”不仅构成了对恐怖主义的一种话语批判，而且也试图对主流“反恐”叙事进行某种文学意义上的解构。

　　From Poetry toCraniotomy戈丁受伤助球队狭路相逢逆转逼平对手，体现出队长担当精神：The Post-9/11 Sublime in McEwan’s Saturday.

　　DAN Hansong

　　(School of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This essay, from the doubl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makes a newinterpretation of McEwan’s post-9/11 novelSaturday, which features a typically European style that dates back toMathew Arnold’s cultural critique. Such a style is not only imprinted with the19th-century bourgeois aesthetics of the Sublime, but concerned with the eschatologicalimagination in the shadow of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The extraordinarinessof Saturday lies in its allegoricalwriting pointing to the post-9/11 sublimity behind the tension between scienceand literature. In contrast with the post-modern sublime as defined by Auschwitz,Saturday reveals a kind of sublimitythat both critiques terrorism and in a literary way, deconstructs the mainstreamdiscourse on the so-called “counter-terrorism”.

　　Keywords: Terror; Post-9/11; the Sublime

　　《星期六》| 作家出版社 2008-11

　　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的《星期六》（Saturday）在2005年出版时，美国书评人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即将之归入“后9·11小说”的行列[1]。这种划分当然不只是美国文化界对于双子塔倒塌后理应产生伟大的“9·11小说”的一种期待视界使然，而是因为这部小说中的确对于新世纪全球恐怖主义议题有着显著而重要的关切。

　　小说故事发生在2003年2月15日伦敦爆发大规模反战游行的一天，此时距离纽约恐怖袭击刚刚过去了18个月。《星 期六》预言了9·11之后国际政治的两个重要发展。在小说的结尾，贝罗安在经历了家宅被歹徒侵犯的险境后感叹道：“偌大的伦敦其实和他所居住的这个角落一样脆弱，就像其他上百座城市一样随时都有被投放炸弹的可能。交通高峰期应该是最危险的时间。场面可能类似于帕丁顿车站的那场事故——扭曲的铁轨，彼此相连的翻倒的车厢，担架从打破的窗户里传递出来，医院实施应急预案。柏林、巴黎、里斯本这样的城市遭受恐怖袭击是迟早的事，这一点政府早就坦言过。”[2]231-232

　　在贝罗安与女儿因为反战游行而起争执中，黛西坚持认为用“巡航导弹播种种子”只会导致“宗教的极端主义者更加疯狂”，而贝罗安用五十英镑打赌“进驻伊拉克三个月后，就会有言论自由，互联网的监控就会取消”[2]160。贝罗安和黛西各说对了一半：美军的确两个月内就捣毁了萨达姆政权，伊拉克有了民选政府和形式上的民主政治，同时卡扎菲等独裁者也相继被推翻，但另一方面伊拉克、叙利亚今天的局势也的确如黛西预料的那样，“只会有更多的恐怖分子…变成一团糟”[2]158,160，极端主义势力横行，伊拉克人民一直生活在伊斯兰国和恐怖炸弹的可怕阴影下。

　　当然，作为一部介入时代话题的“9·11小说”，《星期六》更应被视为一部具有鲜明欧洲风格的作品。麦克尤恩在八十年代的访谈中就表示，他一直以来的文学兴趣就是“发现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探索两者间如何冲突、如何相互折射、以及政治世界如何侵入私人世界。”[3]

　　透过英国普通中产阶级的旁观视角，在维多利亚小说传统的社会问题意识下，麦克尤恩思考的是大西洋另一端的恐怖袭击如何“入侵”了那些生活在“后帝国”时代的英国普通民众的私人生活。在曼哈顿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麦克尤恩即在《卫报》发表文章坦承，“最近，我们大多数人都停留在可怕的现实和关于灾难的白日梦之间。当我们清晨醒来，即将出门上班时，我们都会幻想自己卷入这种事件中。万一倒霉的人是我怎么办？”[4]正是出于这种对日常生活脆弱感的怀疑，当子夜时分醒来的贝罗安在看见飞往希斯罗机场的飞机着火时，陷入了对恐怖袭击的恐惧中。虽然该货机后被证明是故障导致引擎着火，但麦克尤恩所意图揭示的“英国的状况”已经跃然纸上，即一种关于未来的永恒恐惧。

　　关于《星期六》所携带的欧洲风格，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指涉，那就是麦克尤恩在文学风格和文化趣味上对英国文学近现代传统的继承。维多利亚时代大批评家阿诺德（Mathew Arnold）的名诗《多佛海滩》(Dover Beach)是全书最外显的互文文本。被劫持的黛西正是凭借背诵这首诗，改变了几乎一触即发的厄运，让巴克斯特放弃了对她的凌辱。而从文学叙事的层面细察，不难发现《星期六》和《达洛维夫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譬如两者都是从一个伦敦智识精英的内在视角出发，记录了主人公在一天之内的人生遭遇和心理波折。

　　那么，从阿诺德的维多利亚时代，到伍尔夫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再到麦克尤恩身处的新世纪开端，究竟是怎样的时代共性的勾连，才让这位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重返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政治和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传统，以此为互文场域去曲折再现当前最为棘手和迫切的恐怖主义及反恐战争？

　　首先，从政治状态上来说，《多佛海滩》和《达洛维夫人》分别代表的19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与《星期六》的背景相似，它们都是急遽政治动荡的转折当口，是帝国的权威与秩序受到挑战的危机时刻。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了一系列的革命，给欧洲各国君主和贵族体制带来沉重打击，也由此触发了巨大的社会和文化变革，那种末日般的情绪构成了《多佛海滩》的底色。伍尔夫写于一战之后的《达洛维夫人》也丝毫没有战争结束的平静喜悦，因为这次浩劫的巨大震荡仍然让无数欧洲人无法摆脱噩梦，隐约中人们已预感到更大灾难在形成之中。麦克尤恩也正是在这种欧洲末日论的传统意识下写作《星期六》（Saturday在很多欧洲语言中即意味着“安息日”，本身带有某种终结的色彩），通过贝罗安在2月15日这一天的全部遭遇，来审视一场由“无知的军队”组成的“反恐战争”可能会如何改变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主人公在小说开篇的子夜冥思即深深浸润了对于恐怖分子向文明社会宣战的担忧。贝罗安对于恰巧目击到夜空中的异象深感震撼，但他又不愿意相信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是一种外在的智慧想要展示或者告诉他某件重大的事情”[2]13；相反，他坚持认为正是“过度的主观，想要按照你的需求来规划世界的秩序，同时又无法认清自己的微不足道”，所以才会导致“飞机上的灾难”以及由此衍生的“丧心病狂和血腥屠杀” [2]13。

　　在麦克尤恩看来，这种对于信仰的极端思维方式，不仅酿成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恶果，事实上也是对于整个20世纪人类血腥杀戮史的一次盖棺定论。上午，贝罗安与街头混混巴克斯特的狭路相逢，一方面是因为伦敦声势浩大的反战游行导致多处封路，另一方面也是“恐怖主义”预言的一种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从而让他真正意义上面临了一次弱肉强食的野蛮对决。贝罗安虽然熟知各种现代社会的暴力理论，但第一次被巴克斯特重拳击倒在地时，“八岁以后就没有和别人徒手打过架”[2]73的他感到了真正的骇然。

　　巴克斯特在傍晚时分对贝罗安家宅的入侵（home invasion），与其说是对即将发生的伊拉克战争的一种预演，倒更像是9·11恐怖袭击的一个微缩版。对于贝罗安一家来说，这本是一个难得的全家团聚时刻，但巴克斯特及同党对律师妻子的劫持，以及随后对贝罗安岳父和女儿的犯罪行为，却变成了一个“微型”的恐怖主义袭击——突如其来的来自文明边缘的血腥暴力，无法理喻的仇恨，针对无辜者的施暴。

　　更值得注意的是，Tim Gauthier认为贝罗安一家人降服这个街头恐怖分子的方式，也和美国政府的反恐战略有几分相似，即“在9·11之后使用它的主导地位和力量，以抹除其自身弱点的痕迹”[5]20。如果说黛西的诗歌朗诵是以阿诺德式的“文化”初步降服了巴克斯特式暴民的“无政府主义”，那么贝罗安两次在巴克斯特面前化被动为主动，其实都是凭借其医学权威话语对后者大脑病变的诊断，并诱以某种并不存在的神奇治愈方案。这种危机的解决方式，正是以西方话语的绝对霸权来压制他者的暴力表达，巴克斯特最后在贝罗安父子的合攻下滚落台阶受伤，也恰恰说明了这种科学与文化话语背后的暴力性。

　　除了这种政治状态的相似，我们还可以看到《星期六》似乎更多地指向了9·11之后的英国文化状态。麦克尤恩意图在小说中承载的，绝不止于对新世纪欧洲、美国和中东政治反恐时局的文学表达，而是一种承接自阿诺德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批判，但同时麦克尤恩又赋予了这种文化批判一种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这本书中，阿诺德将英国人划分为三大阶级，即野蛮人（Barbarians）、群氓（Populace）和非利士人（Philistines）。其中，野蛮人是阿诺德对于英国贵族阶级的一个别称，他们代表了欧洲文化的精英，既有外在的文化特权，也内在的代表了强健的个人主义。而群氓是阿诺德在维多利亚时代最为惧怕的一种新生力量，他们“愿上哪儿游行就上哪儿游行，愿上哪儿集会就上哪儿集会”[6]73，这种底层力量在英国政治力量的兴起不仅仅带来一种“无政府状态”及随之而来的无政府主义暴力（也是现代恐怖主义的最初形式），同时在更意味着一种“将来权力的形态”[6]94。非利士人是阿诺德最为批判的一种阶级，它代表了英国庸俗市侩的中产积极，他们象征了一种“真正的英国式狭隘”[6]68。

　　麦克尤恩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阿诺德对于英国阶级的这种现状划分，并用黛西、西奥和他们的诗人外公作为“野蛮人”精神的传承者，而巴克斯特和街头的反战示威人群则代表了“群氓”，一种可疑而又在民主国家里日趋强大的政治力量。当然，贝罗安夫妇这样的伦敦高收入职业人士是当代的“非利士人”代表，他们奉为教条的是实用主义和科学工具主义。拂晓时，贝罗安在楼上窗前窥看广场上夜班归来的市民，他感觉自己“不仅仅是在注视着她们，更像是在守护，带着一种神袛般的轻微的占有欲监督着她们的一举一动”[2]9。贝罗安对自己的阶级优越感并无反省和自察，因为他对于人的理解是基于分子的机械论：“人类就像热血的小型生物发动机，有着可以适应任何地形的两足动物的技能，体内是数不清的深埋在骨膜下、纤维里和暖肌原纤维细丝中的分支神经网，其中流动着无形的意识流——这些生物发动机规划着自己的运动轨道。”[2]9甚至对于后帝国时代的伦敦城市，他也是这样的科学唯物主义认识：“这座城市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一个辉煌的发明，一个生物学上的杰作。” [2]3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阿诺德的这种阶级区分论并非是为了贬低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他的文化悲观主义其实更多是出于对欧洲现实的一种忧心忡忡。作为《星期六》结尾那个戏剧化的“解围之神”（ex machina）,《多佛海滩》其实本身也指向战争与文学、文化的时代关系。阿诺德写作这首的背景，正是1848年欧洲革命、锡克教革命和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时，同时科学和工业的急剧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信仰的力量如海水的退潮般消亡。诗人在帝国的盛世中看到的确实“黑暗的旷野”和“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相互冲突”。

　　这种对于信仰革命的恐惧，其实在同时代的韦伯（Max Weber）那里也有鲜明的体现。在韦伯看来，现代性带来的惊天巨变正是一种“对世界的祛魅化”[7]13，它腐蚀了传统生活的基础。人们于是不再敬畏自然的神秘感，过度利用启蒙理性将世界的知识世俗化，其后果是一种极端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认为启蒙文化本身就包含有让文明走向自毁的种子[8]70。阿诺德和韦伯所预言的这种混乱并未落空，整个20世纪的政治暴力史都在为这两位思想家的文化悲观主义背书。

　　在贝罗安生活的这个新时代，虽然旧帝国已经坦然接受了衰落，但新帝国在全球的霸权却开始受到了挑战。9·11带给普通美国人的或许更多是“凭空而至”的灾难和创伤，可对贝罗安这样的欧洲人而言，却更多令人想到了欧洲在上个世纪的灾难与混乱。在阿诺德的时代，恐怖分子针对平民的袭击尚属新鲜，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行动宣传”要等到1894年“格林威治天文台爆炸”事件后，才会进入知识分子视野（深受震动的康拉德以此为素材，写了第一部恐怖主义题材小说《间谍》），而在21世纪的英国，恐怖主义却是一段连续的历史记忆，以至于贝罗安说“作为一个伦敦人，你有时会怀念爱尔兰共和军”，因为他们至少有一个可以通过政党合作而达成的“统一的爱尔兰这个崇高的理想”[2]28。相比之下，贝罗安认为极端的伊斯兰分子“要的是完美无瑕的世界…为了实现一个乌托邦，而不择手段，在革命的大旗下无所不用其极” [2]28。同时，贝罗安在自家阳台上满怀优越感“检阅”的那个广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共空间，在这里他看到的是一个由少数族裔（如在沃伦大街上报亭工作的印巴裔年轻人）占据的、多元文化并存的伦敦户外[2]47-48。这个异质、杂糅的城市空间是整个英国乃至欧洲在21世纪的缩影，他们的诉求和可能爆发冲突的方式都区别于阿诺德笔下的19世纪以阶级身份为标签的“群氓”。

　　接下来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星期六》在完成了这种对于政治和文化的时代诊断之后，又该如何面对这种“忧伤的退潮的咆哮”，循着阿诺德、韦伯等人对于现代性的消极批判，去寻找一种可能的出路呢？《多佛海滩》以抒情的笔调给出了阿诺德的回答，即坚守在爱人身边，用私人空间里“爱情的忠诚”来对抗这个苦难深重的黑暗旷野。《星期六》似乎也遵循了这样的一种人文吁求，因为麦克尤恩让灾难变成了夫妻爱情间的粘合剂。贝罗安与罗莎琳的相识相爱就是因为后者的脑疾，而贝罗安帮助她的眼睛重新看到光明；贝罗安在故事发生的这一天，从早晨与妻子的甜蜜做爱，到晚上两人愈发强烈地肌肤相亲，都说明了这对夫妻似乎是麦克尤恩笔下近乎完美的一段伴侣关系。事实上，这个家庭的成员关系虽然也有一些罅隙，但每个人都几乎完美到令人难以置信——贝罗安是伦敦最优秀的脑科医生，收入优渥；罗莎琳是伦敦最优秀的律师，地位极高；儿子西奥是天才的蓝调音乐人，黛西则是天才的女诗人，即将出版诗集处女作……这样完美的伦敦中产阶级白人家庭构成了一个美好的港湾，为恐怖时代的伦敦人提供最为重要的情感慰藉和支持。哪怕遭到了巴克斯特的象征性入侵，但最后这个“极端他者”非但没有破坏这个家庭共同体，反而使之变得更为亲密牢靠，所有人都在意外事件中获得了有益的道德教训，而贝罗安甚至还获得了令人称道的共情能力，并不顾前嫌地为巴克斯特掌刀做脑外科手术。

　　然而，按照麦克尤恩其它作品中对于当代英国家庭生活和婚姻关系的复杂再现，我们似乎更应该推断，贝罗安的完美家庭其实更像是作者故意为之的一个寓言虚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班维尔（John Banville）对《星期六》的批评不够精确。在班维尔（JohnBanville）看来，麦克尤恩不过是在小说里传递了一种糟糕的“新自由主义”（或所谓“维多利亚式自由主义”）[9]，因为作者并未对贝罗安的自我阶级意识和西方知识话语的霸权做出评判，而是放任故事进入到一种“家庭化”的自我解脱之中。Gauthier也批评麦克尤恩笔下的贝罗安所表达的“共情性同情”过于虚伪[5]17，因为主人公对巴克斯特一直保持着生物视角的俯视，其实并未在任何意义上靠近这个恐怖分子的他者性。这两种批评都过于简单地将主人公的局限性等同于麦克尤恩本人，而未能充分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即作者在意的并非贝罗安是否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准，也无意于让笔下人物符合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麦克尤恩真正关注的，或许不是反恐时代的族裔、阶级政治，而是更为宏观地回到了欧洲启蒙话语与现代性的存续问题上，为后9·11时代寻找一种新的“崇高”范式，并以此来消解并超越主流政治叙事中的反恐话语。

　　在阿诺德的时代，无论是康德（Emanuel Kant）式的，还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崇高”（the Sublime）依然是资产阶级的美学范式。在朗吉努斯(Longinus)那里，古典意义上的“崇高”是一种关于美和悲剧的修辞，凭借它们可以抵达神这样的崇高的实体，而伯克的“崇高”则是一种基于生理和感觉的心意状态，它作为一种愉悦体验来自于痛感和恐惧;康德美学中的崇高是对朗吉努斯和伯克之间矛盾的调和与超越，它和伯克美学一样从痛感或惧怕出发，但最后并非止步于对自身死亡的豁免或逃脱，而是指向了经验世界、现象世界之外的宇宙理性或纯粹理性[10]4-6。康德在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中进一步认为，人类个体面对骇然的自然暴力（如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或无垠的自然（如浩瀚的海洋）面前，虽然在想象力中感到了必然的贫瘠和无能，但凭借理性的力量却在自我意识之外，觉知到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存在。[10]84在康德美学中，“惧”与“喜”构成了神人合一的“崇高”，它不是源自自然本身，而是源自人类的一种反身性意识，借助此种意识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比自然和想象力更为伟大的理性。

　　贝罗安在小说叙事中虽然仿佛强调自己久未触碰过任何文学艺术的书籍，自己信仰的是科学精神而非人文精神，但他所描述的各种日常体验均闪烁着这种康德-伯克式的崇高。他起初将燃烧的飞机当作进入大气层的陨星，后来又想象为太空彗星，这种天空异象让他开始将想象力“扩展到了太阳系的尺度”，意识到某种东西在“亿万英里之遥，远在宇宙深处，沿着永恒的轨迹环绕太阳运行”[2]10。他将这种心头升起的心意描述为“感恩”，从而“庆幸能亲历这真真正正超凡脱俗的一幕”[2]10。而巴克斯特与阿诺德那首《多佛海滩》的遭遇，则说明了自然之外的另一种崇高，即凭借文学艺术所再现的诗化自然,唤起人们的愉悦和恐惧兼而有之的心意状态。这些诗句“就像一句悦耳的魔咒”，让巴克斯特放弃了进一步侵犯黛西的犯罪企图，而开始难以置信地重复“它很美，居然是你写的”，“你怎么想到那些的？”[2]187-188。崇高的这次降临携带着美和哀伤，对巴克斯特的影响绝不只是单纯的修辞之术，而是让他想起了自己童年长大的地方[2]187。巴克斯特的这种描述，恰好呼应了哲学家南希对于崇高的另一个定义：“崇高与其说是我们要返回的，还不如说我们是从那里来的。”[11]1

　　但是《星期六》最重要的文学价值，并非是小说里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崇高体验。在笔者看来，麦克尤恩更意识到了一种属于当下时代的“崇高”的形成。Gene Ray认为，奥斯维辛和广岛之后，崇高不再是从自然灾难中生发出的审美体验，因为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昭示的人类文明的恐怖，不止是一种人类走向自毁的现代性黑暗宿命，更关键的是大屠杀和核爆中那种无法言说的将人变为“多余”之物的邪恶[12]5。换言之，奥斯维辛之后的崇高是一种关于恐怖的崇高，它不是康德意义上对人之理性的喜悦和敬畏，而是对暴力限度的一种想象力失败，它夹杂着对“人生而为人”的羞耻之痛。[12]5“后9·11”的崇高正是这种奥斯维辛之后的崇高的一种演化，它被写入了贝罗安对于飞机、燃烧的大楼、萨达姆的国家恐怖、极端伊斯兰分子的日常恐惧和想象中。

　　麦克尤恩并未止步于此，他更为独特的贡献，在于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阿诺德和赫胥黎之间“科学”与“文化”的争论，将科学话语本身变成一种激发崇高意识的来源。从斯诺（C. P. Snow）和列维斯(F. R. Leavis)之间的著名论战，再到九十年代的“索卡尔骗局”（Sokal Hoax）,“两种文化”的争论在整个二十世纪延绵不绝。麦克尤恩通过贝罗安家庭成员的对位设计，让科学与文化成为了某种联姻的共同体。贝罗安一再申明自己充满了对文学艺术的无知，他更笃信的是通过修理人的大脑来改变思维，他对于巴克斯特所代表的“恶”是一种医学、生理学的唯物主义理解，即“当第四号染色体上的某个不为人知的基因上的三核启酸序列复制了超过四十次以上的时候. 任何人都逃避不了和巴克斯特一样的命运。”[2]176然而，当贝罗安在小说结尾打开这个刚刚侵犯他家庭的恐怖分子的脑壳时，却对这种基于“生物决定论”的邪恶观却产生了动摇。他把手指压在巴克斯特大脑皮层表面，期待着轻轻地抚摸可以治愈病变及其产生的反社会人格，但这个貌似无所不能的脑科医生也终于承认，“现实和神经外科一样有局限性：面对着这些无法破解的密码，这些密密麻麻、纷繁复杂的血脉和经络，贝罗安和他的同事们所能做的只有锲而不舍地疏通阻塞”[2]213。

　　因此，麦克尤恩笔下的这个“科学人”（Manof Science）意识到了科学的局限，这和他在早上时自豪回忆当代脑科手术的精妙过程形成了一个戏剧性反讽。2月15日的这次非凡经历，让贝罗安的科学精神免于固化成一种狭隘的“科学主义”。于是，脑科学既是一种和诗歌般精密、复杂的系统，同时又和诗歌一样对大脑中的思想和意识充满无限好奇。在和文学艺术话语的对话中，诗歌和开颅刀相互烛照出各自的不足与边界。阿诺德的诗歌和贝罗安的手术只是短暂地安抚了巴克斯特的暴力生命体，面对他那“无法治愈的大脑”，面对令人望而却步的大脑中线后部的“感觉带”，人的生命和意识依然是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的千古之谜。麦克尤恩笔下的这种“后9·11”式崇高，超越了单纯的地缘政治和恐怖暴力，超越了启蒙理性之后“祛魅”和“返魅”的缠斗，让科学与文化的张力下显示出了“生命的庄严和伟大”[2]212。

　　这样的一种崇高，或许最适合用Gene Ray的话来做结语：“每当我们无法去站在正义一方反思团结，我们就会发现崇高与之对立而存。”[12]12此处，所谓的“团结”（solidarity）其实是一个哲学的术语，它在传统中意味着“我们每个人根本的人性与其他人的是相通相似的。”[13]189然而，理查德·罗蒂在《偶然性、反讽和团结》中，早已意识到人类政治中那些诉诸共同性的团结其实暗中具有强大的排他性，不断地分化着人类社会中“我们”与“他们”，并由此界定出那些“非人”或“劣等人”的存在[13]189。这样的“团结”诉求不仅是欧洲民族主义兴起背后的历史动因，也构成了全球反恐话语的一种元逻辑。《星期六》所昭示的正是后9.11时代这种“团结”背后的非正义性，也敦促读者从超越团结的正义出发，去反思“我们”和“他者”的伦理关系。

　　正如Georgiana Banita所言，“后9.11小说的一个本质属性，就在于它具体地暗示出我们对于恐怖的体验如何能被崇高化（sublimatedinto）为一种共情的行为准则。”[14]295当然，断言贝罗安在小说结尾时已经彻底跳出了他的“婆罗门意识”，并不再以那个社会的知识精英自居，这显然还为时过早。事实上，对于主人公而言，“崇高”并非一种业已抵达的意识境界，而是在小说所聚焦的特定时空、特定时刻，这个脑外科医生（这个职业的特点就是需要抑制共情能力）被巴克斯特和《多佛海滩》所意外触发的共情（empathy）。这种触发最后可能带来更积极的道德理性或行动，但也可能只是贝罗安转瞬即逝的“顿悟”（epiphany）。但无论如何，当主人公目击狂暴的巴克斯特被诗歌降神时，当他凝视着这个“他者”大脑皮层的沟壑时，那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崇高时刻”，就如同双子塔的倒塌对无数双眼睛所意味着的“崇高”那样。Richard Schechner在其著名的论文《9/11是先锋艺术吗？》中认为，这些时刻不是因为其暴力、恐怖、骇人本身而成为一种审美，它们崇高在于对“想象力的成功破袭”，因为正如康德所言，在这样的过程和观看中，我们目击的“并非自然界的事物本身，而是蕴藏其中的我们自身的理念”[15]1824。

　　参考文献：

　　[1] Kakutani, Michiko. “A HeroWith 9/11 Peripheral Vision” [J]. March 18, 2005.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05/03/18/books/a-hero-with-911-peripheral-vision.html>

　　[2] 伊恩·麦克尤恩. 星期六[M]. 夏欣茁, 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8.

　　[3]Ross, Michael L. “On a Darkling Planet:Ian McEwan’s ‘Saturday’ and 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54.1 (Spring, 2008): pp. 75-96.

　　[4]McEwan, Ian. “Only love and then oblivion. Love was all they had to set againsttheir murders” [J]. September 15, 2001. The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sep/15/september11.politicsphilosophyandsociety2>

　　[5]Gauthier, Tim. “‘Selective in Your Mercies”: Privilege, Vulnerability, and theLimits of Empathy in Ian McEwan’sSaturday” [J]. College Literature,40.2 (Spring 2013): 7-30.

　　[6]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M].韩敏中，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8.

　　[7]Webber, Max. “Science as a Vocation” [J]. TheVocation Lectures. Ed. David Owen and Tracy B. Strong. Trans. RodneyLivingstone. Indianapolis, Indiana: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8]Borradori, Giovanna. Philosophy in a Timeof Terror: Dialogues with Ju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 [M]. Chicago:U of Chicago P, 2003.

　　[9]Banville, John. “A Day in the Life”[J]. NewYork Review of Books, 26 May 2005.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17993.

　　[10]Shaw, Philip. The New Critical Idiom: TheSublime [M]. London: Routledge, 2006.

　　[11]Nancy, Jean-Luc. “The Sublime Offering” [J]. Of the Sublime: Presence in Question. Trans. Jeffrey S. Librett.Ed. Jean-Francois Courtine et al. Albany: SUNY Press, 1993.

　　[12]Ray, Gene. Terror and the Sublime in Artand Critical Theory: From Auschwitz to Hiroshima to September 11[M]. New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3]Rorty, Richard. Contingency, Irony andSolidarity [M]. London: Cambridge UP, 1989.

　　[14]Banita, Georgiana. Plotting Justice:Narrative Ethics and Literary Culture after 9/11[M]. Lincoln: University ofNebraska Press, 2012.

　　[15]Schechner, Richard. “9/11 as Avant-Garde Art?”[J]. PMLA, 124.5 (2009): 1820-1829.

　　[1]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小说中的9.11叙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CWW021）。

——————————————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为经允许请勿转载